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

田傲云/发自北京

“生产要素的积累已经没有新动能，接下来要寄希望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将其理解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6月30日，在由中国房地产报，中国城市与区域治理研究院举办“2022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智库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提出，生产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正在逐渐消退。

陆铭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已经开始逐渐消退，具体表现为人口红利消退、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渐下降，以及中国城市城区面积扩张速度远快于其人口增长速度。

从未来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角度来看，陆铭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是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来提高人口、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城乡间和地区间的配置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经济增长动能的来源，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很多人会担心，当生产要素畅通国内大循环时，会带来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一定会出现经济和人口进一步向少数地区集中的现象，这在观念上就不对。”陆铭解释，均匀不等于平衡。在经济发展中，让经济和人口向着少数地区集聚，应该追求地区之间最终人均GDP的趋同，这才是走向人均意义上的平衡。

陆铭认为，这种状态下有助于不同地区间实现产业的合理集聚和分工，发展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引领国家现代化发展，大量集聚制造业和服务业，对于一些发展条件不是很好的地方，可以承载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功能等。

但对于这些发展条件不是很好的地方，即便在生产要素和人口绝对自由流通的状态下，差距会缩小，也不会实现绝对均等。这时候就需要通过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向这些地方实现转移支付，以促进不同地区间的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的相对均等化。

对于如何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陆铭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全国基础制度要统一，不能各自为政，不能出现逐底竞争或者逐次竞争的情况。比如部分地方政府会采取有利于当地公共服务、经济增长、税收和招商引资的政策，引导劳动力和人口流入，这种做法就会导质全国各地的税收有所差异，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讲，它的生产要素配置就很难达到全国统一的效率最大化。

因此，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生产要素要实现一体化配置，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功能和政府功能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如果地方都各自为政，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市场准入或者监管标准，并不可行。有必要借助中央的权威在监管准入等方面建设统一的标准，推进市场经济的完善。

二是取消阻碍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户籍制度未来会与人的身份或者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脱钩，比如户籍制度的影响逐渐弱化，最终转化为常住地登记制度。

“当前城区常住人口三百万以下的城市已经完全放开户籍制度落户，但矛盾的焦点在于大量的跨地区流动人口集中在城区常住人口五百万以上的特大和超大城市。”陆铭介绍，目前国家提出要推动超大和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后政策，探索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具体而言，比如在A地居住了两年，到B地又居住了三年，最后决定在C地落户的时候，此前在其他地方居住的五年是可以在C地积分落户中累计。这样一来，就在城市群内部率先实现了人口的自由流动。

三是实现劳动力跨地区自由流动。当前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劳动力供给的总量从趋势上正在缓慢下降。人口跨地区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劳动力自由流动还能促进城乡间、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化，以及带来有效地跨地区的空间治理，对地方政府制定政策的效果产生强大的约束机制。

陆铭表示，中国城市人口规模跟拥堵和污染之间的关系，仅仅只有非常弱的正相关关系，人口集聚带来的问题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严重。“今天城市里看到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人口规模多的问题，而是管理和技术上的问题。”

他认为，当人口集聚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是解决问题还是解决集聚是一个选择题，如果选择解决问题，那就去治理，比如说造地铁解决交通拥堵，治理环境来解决环境污染等等。但如果要去治理集聚，那就得控制人口流动，这就和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实际上相矛盾。

四是完善土地管理体制。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跨区域交易机制，在土地管理制度上面要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在人口流出的地区，若有闲置的建设用地、建设用地指标或补充耕地指标，就可以流转出来，把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拿到人口流入地来使用，提高它的利用效率。